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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现代卫生时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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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通行的时间源自西方。
西方的时间最早以钟表的形式,在明末时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引入中国,但当时钟表只是作为宫廷的收藏和士绅的玩物得到接纳,而不是作为日常计时的工具。
当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后,近代中国为了应对“商战”
而兴起了工业和商业活动,由于在其中劳动金钱化的计算,钟点时间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得到一定范围内的使用。
[1]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历法和纪年的采用开始成为社会讨论的议题,在“改正朔”
和“趋于大同”
的思想推动下,民初确立了阳历的使用和公元的纪年。
[2]世界时间最终被确立为中国的标准时间,采用世界时间被认为是接纳现代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是以此表达中国努力跟上世界脚步的强烈意愿。
但世界时间在中国社会的最终普及,不是政府用一纸电文通告天下就能完成的。
在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多年间,随着应用世界时间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等近代空间的数量增多和影响力增大,以及书籍、报刊等文本资料和幻灯、电影等图像资料的传播,世界时间在城市中的使用范围才得以逐渐扩大,涉及人群也逐渐广泛。
30年代各地纷纷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装置标准钟,北京也不例外。
1936年5月,北平市市政会议议决在东西单牌楼、新街口等七处繁冲地点设置标准钟,采用机械运转二面直立式电钟,并于其他各处徐图推广,这一决议在当年就得到逐步落实。
[3]1937年在市长宋哲元的提议下,又在天安门增添自鸣钟两架,并拟装置播音机。
[4]设置标准钟意味着钟点时间被完全有形化,不仅醒目地出现在民众的视线中,还通过声音传布至目力所及之外,作为世界时间中最基础的分时制度,钟点时间以标准钟的方式真实地矗立在民众的生活中。
图6.1武昌新建之“守时钟”
资料来源:《市政评论》,1934(11),封面。
世界时间作为西方知识体系的时间架构,要得到普及需要借重知识作为载体,因此在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卫生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运用世界时间对民众施以片段化和周期性的控制,能使社会观念逐渐得到更新,城市日常生活也渐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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