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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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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
到了西周初年,随着分封建国的需要,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得以大量铸造,如《礼记·祭统》所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
自名以称扬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青铜器大多铸以长篇铭文,用来颂扬祖德,刻记功烈或记述周王锡命,传遗子孙。
这些长篇铭文,书有定格,布局讲究,记述了大量史事。
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霸权叠兴,随着诸侯势力的增强,诸侯国各自为政,青铜铭文也出现了随意性,多为婚姻联谊、夸耀祖先的内容。
战国以后,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铁器的出现以及简册书帛的通行,青铜器铭文也随之衰落。
西周是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
该期的铭文青铜器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且铭文较长,像《何尊铭》《大盂鼎铭》那样记述贵族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著屡见不鲜。
这些大量的铭文记载了诸如历代君王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法诉讼、盟誓契约、家史婚媾等事迹,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法制、礼仪等诸多方面的资料。
晚清时期的学者大家如阮元、龚自珍等都曾谈及金文(即青铜器铭文,又叫钟鼎文)资料的重要性。
龚自珍在《说彝器》中说“凡古文,可以补许慎书之阙;其韵可以补《雅》《颂》之隙;其礼,可以补逸礼;其官位可以补《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补七十子大义之隙”
,说的就是铜器铭文对经学的补遗作用。
近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初序中也说“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
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接指出了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可以印证古史,补充史书缺佚。
它与甲骨文一样是研究商周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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