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书楼

的批评，除了伦理取向的差异之外，有些的确是由学术旨趣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我们认为，由于他所坚持的历史哲学思维方式不同于戴震所坚持的实证化的经学考据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对道以及求道的方法的认识，有比戴震等乾嘉考据学者高明的地方。其“道论”中对道在六经之中，又在六经之外的论述，远胜于戴震认为道在“六经之中”的托古主义理想，可以将他看作清代哲学中发展戴震哲学精神的另一大学者与思想家。 章氏“道论”思想的轮廓大致如下：阐道源、定道体、明道器，从而为文史工作指明根本方向，并为不同领域里的文史工作的价值提供哲学根据。其卓识创见在于对“道器”关系的阐述，提供了前人所没有的新思想内容。从后人的角度看，其“道器关系论”与王夫之虽多有暗合之处，然而在章学诚时代，他似乎还无法看到王夫之的相关论述...